干货 ｜ 黄友义先生谈翻译：对外翻译、话语权与文化自信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黄友义

有人得知我们在从事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工作时，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中国的翻译人员应该是把外文翻成中文，你们为什么倒着来？英语不是你们的母语，翻译的质量能好吗？效果能保证吗？即使翻译过去了，外国人会看吗？

对于中国译者承担典籍翻译的问题，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持否定态度。英国汉学家葛瑞汉说：“……在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的，这一规律很少例外。”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中国文学选集》编译者宇文所安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中国正在花钱把中文典籍翻译成英语。但这项工作绝不可能奏效。没有人会读这些英文译本。中国可以更明智地使用其资源。不管我的中文有多棒，我都绝不可能把英文作品翻译成满意的中文。译者始终都应该把外语翻译成自己的母语，绝不该把母语翻译成外语。”

他们之所以言之凿凿，大多因为秉持“翻译一般只能译入母语而不是译成外语”的信条，认为中国译者的翻译造成了难以忍受的“中国英语”，相较之下，西方译者则行文流畅、自然、可读性高。

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如果接受这种观点，那么无疑“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就没有进行下去的意义。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推进术语工程，为什么还要使用以中国译者为主体的翻译团队？我的回答是：从翻译史来看，翻译者们最关心的总是那些强势文化。回顾中国的翻译史，人们先是大量翻译英法俄文学作品，然后是翻译国外科技文化作品，到了20世纪80、90年代至最近几年，是把国外的经济管理经验翻译成中文。举个例子：为什么老挝文学或者柬埔寨文学的翻译没有成为中国译者关注的焦点呢？因为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的译者们不太重视这些国家的文学成就。同样的道理，那些以西方文化为世界文化中心、特别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外译者，会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做“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中译英工作吗？回答显而易见。指望外国人大量翻译中国思想术语是不现实的。话语权是自己争取来的，不是别人送过来的。中国文化走不出去，我们的基本理念人家不知道，指望人家去宣传我们的思想成果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我们今天之所以翻译，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翻译，把中华文化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也有人提出建议，为了保证翻译质量，我们可以主动聘请一些外国人来做翻译工作，但现在的问题是很难找到既精通中国文化又以英文为母语的外国人。这里的“精通”，是指译者必须能看懂中国古代典籍。像这样的汉学家，本来就屈指可数，要找到他们并说服他们加入“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随时接受翻译任务就更难了。这样的问题，不止在术语工程推进中会遇到，其他与中国文化翻译有关的单位或者项目，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我也作过这样的假设：如果找到了足够多的汉学家，他们又愿意做中国文化的翻译，那么效果真的会比现在好吗？结论是未必。一是他们没有我们这么系统化。外国学者研究一本书，研究一个领域，所做的就是把那一本书翻译成英文，其他的就不做了。另外，汉学家也是术业有专攻，有的研究清史，有的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有的只研究某位作家……所以也不是任何一位知名的汉学家就一定能准确地、大量地翻译中国文史哲的思想文化术语。

艾恺

柯鸿冈

魏查理

柯马凯

安乐哲

顾彬

（“术语”工程部分汉学家照片）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请了9位汉学家作为审稿专家，在与这些汉学家接触时，他们其实是赞成中国的译者来做中国文化翻译的。特别是“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这样的国家工程，并非某个出版社或者某个小团体自己做的项目，而是国务院批准的、教育部亲自抓的、由北外和外研社组织全国各地的包括在座的一些专家参加的国家工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只有尽自己的能力去做翻译工作，毕竟这是世界的需要，也是我们的时代责任。

多年从事翻译工作，我的心得是一定不能闭门造车，一定要尽可能地找外国专家，尽可能让他们帮忙润色，中外人员一起探讨，才能拿出好的译文。

其实多年来，我们也一直是这么做的。比如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四大名著英译本，没有一本是中国人自己闭门造车翻译的。《红楼梦》的译者是杨宪益和戴乃迭。杨先生先翻译成英文初稿，再由夫人戴乃迭润色。《三国演义》是纽约大学罗慕士教授翻译的。为翻译这本书，他曾经长驻北京，外文出版社为此特意给他配了老翻译家任家桢。罗慕士自己曾这样说：“任先生认真细致地校对了全部译稿，并与我分享他的学识和经验，他的建议极大地提高了译文质量。”《水浒传》的译者是沙博理。大家知道，沙博理一辈子都生活在中国。那他在翻译时还需要中国人帮助吗？也需要，他也有理解不到的地方。外文出版社派出了年轻时曾在英国留学的老翻译家汤博文先生协助他。《西游记》的译者是英国汉学家詹纳尔教授。这个译本在出版前，也经过了出版社精通中英文编辑的汤博文先生的审校。所以说，这四大名著的英译，没有一个是单向完成的。

以上是上个世纪的例子，现在也是如此，比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目前有十个语种的译本，而且还在继续作版权输出。不管是乌尔都文，还是土耳其文等等，在外国译者初译后，都由中国学者再次校对加工一遍。

再回到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我们从一开始就对流程进行了严格的设计，以保证中国译者和外国学者合作紧密：如果某个条目是外国学者翻译，就由中国翻译专家审定；或者中国译者翻译，外国汉学家润色。整理流程不是一两遍，而是三四遍，最后再集中定稿，出版前还会由出版社的编辑把关。加在一起至少有五道工序。即便如此，我们也要说：译文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现在的翻译也还有改进的余地。

在翻译中，我们特别注意参考国外的译文。林戊荪先生曾提醒我们在翻译时要考虑到读者是谁：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是给普通的外国读者看还是给汉学家看？我们认为，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英文的读者对象不是汉学家，因为汉学家会选择直接看中文；当然，也不会是对中国文化完全不感兴趣的外国人。那么读者对象是哪些人？实际上就是想学习一点儿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他想弄懂中国人说的“礼”是什么，“天”是什么。这些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看看我们的术语解释和例子，就清楚了。比如“礼”，我们在术语图书中解释为：社会秩序的总称，用以规范个人与他人、与天地万物乃至与鬼神之间的关系。“礼”通过各种有关器物、仪式、制度的规定，明确了个人特定的身份以及相应的责任、权力，从而区别了人在社会群体中长幼、亲疏、尊卑的差等。“礼”以这样的区别来实现对个体的安顿，并由此达成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和谐。

然后我们在翻译时考虑该用哪个词。有的时候用rites合适，有的时候则不然，因时而异。“礼”的释义只有一两百字，这是凝结了中国学者多年的研究结果，然后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写出来的。五千年来“礼”的含义变化，要用一两百字涵盖，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写的是它最核心的含义。译者也要尽力为之，在翻译时用最能代表核心含义的对译词。

有些读者提出这样的观点：传达中国思想用中文拼音就行了，不必翻译成英文单词。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比如说“I came to Zhongguo, I went to Changcheng, visited Yiheyuan, had kaoya and watched jingju.”这样的句子说出来外国人看不懂。社会上谈到翻译，似乎有一种民粹主义，觉得要大量用汉语拼音，但这样就别指望能和外国大众进行有效交流，我们的受众对象主要是外国青年人。术语的释义不是精确的字典的释义。

承担“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的外研社已经做了很多传播方面的工作：一是出版图书，二是利用各大国际书展进行宣传，三是大力推进版权转让工作。他们还利用了多媒体时代的电子媒体传播方式以加大宣传力度。我在这里要表达的不是具体的传播途径，而是建议我们要抱着良好的传播心态，不要急于求成。

大家都在做中国文化走出去相关的传播工作，在这方面容易产生急躁情绪。因为大家看到经济很快就能走出去，并且效果显著，但文化却走得比较艰难：海外投资在2016年达到1760亿美元，而文化为什么没能这样大规模走出去？

道理其实很简单：文化传播向来是细水长流的，润物细无声。想一蹴而就让西方人一下子接受我们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这不现实。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时代，传播中国文化不仅为了交流，而且也是为了向世界传播优秀的文化从而增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亲和力，这是需要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