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对事业的爱恋
这个日子，王导感受怎么样?
对我个人来说，结束了一段职业生涯，同时开启了另一个创作新征程。
其实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在我们的职业工作当中，好像也都在寻找我们不同阶段对不同事物的这种爱恋之情。
我们把时间调回到您进入北京广播电视台、刚作为一名电视人的那一刻，那个时候的心情和今天的心情最大的不一样和最大的一样是什么?
经过岁月的这个沉淀之后，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不一样，是我对生活的解读，对中华文明的解读，对我这份职业的信念的解读，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这种解读。
·为什么叫《长城长》?
《大西山》《永定河》之后，想构成一个三部曲的概念，都是三个字。
而《长城长》的名字，不仅有长城的时间空间长，也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长城文化说不尽，每个人心都有一个长城，它是绵长回味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无限。
·对长城的三个关键词
我当时是犹豫的，我当时是百般思量的，我觉得这个命题过于的重大：
我们是否能够完成?
我们能够完成的怎么样?
我是非常忐忑的。
我想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诠释了您说的敬畏。
我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们来到北京上学的最早的时间当中我们都去登上了长城，可能那就是我们对于长城第一时间近距离接触的情感。
从十几岁的少年一直到今天，我们在这个工作领域已经深耕多年，我们如此有幸能够用自己的工作来完成这样一个重大的选题的践行，我觉得就是何其有幸。
当然在这种幸运当中，我觉得也有一种亲近和亲切，亲近中华文明最庞大、最深邃最需要我们去认知的那个部分，我觉得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我就感觉长城是又遥远、又陌生、又亲近、又大又小、又远又近……
这是真的、无所不在的、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文物遗产。
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而我们用3年的时间能够跟这个3,000多年的文物去对话、能够去触摸历史，我觉得何德何能有这样的机会，何其有幸！
·不卖惨，这是做纪录片的本分
我知道您腿不好，但是每次拍摄您都要爬很多台阶、都要上山，您是什么样的体悟?
比如说像我这个年龄、我这个腿，俩膝盖完全是走长城走坏的，已经积水……
但我不太愿意用这些身体的劳累卖惨，做纪录片导演这是你的本分、你的工作，吃苦耐劳、登高爬远这是你应该做的，我不觉得这个一定要强调。
但作为朋友，我可以说一些我们当时遇到事情。
比如，2018年《大西山》《永定河》做完以后，领导希望我能把长城这项目做下来，是命题作文。我对长城文化其实一直很敬畏，但我当初觉得跟我没有关系、太遥远了，那么高山仰止我做不来。前后三年的时间经历了什么呢?
立项的艰难、资金筹措的困难、团队人员变动……还有最重要的学术的艰难。
对长城本身怎么去解读?
在庞杂的书海和故事当中，你选择什么?
怎么去创新?
怎么样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
这比腿的问题难多了。
我觉得有一天我80岁了，我仍然愿意去登长城。
登上去它是一种象征，代表着你在：
我来了，我看到了，我赢了。
为什么要登山啊?
山在那里。
为什么我们要表达长城?
因为长城在那里。
文化工作者需要有这样一种责任，对我们所拥有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财富来进行表达，或者说立足于当下，以当下的视角，做一种客观的饱含情感的一种表达，这是我们的责任。
其实，在这个社交媒体非常普及的这样一个时代，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种表达的责任，也都有一种表达的可能。
·镜像解读有趣，长城能量强大
乔卫： 整个这10集，形成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一种镜像的解读或者一个镜像的呼应。
·人生规划，有还是没有?
我想了解一下您的一年、三年、五年和十年计划，当然这些计划不一定非得和长城有关，但是我相信一定和您的记录有关。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你计划的，但是有很多人生是无法计划的。
比如，很多项目不是我要做的，有的是任务，我把它做成了一个可能要远远超过任务本身的高度，也许可能是我原发的，大西山就是我原发的。
当时我在采访的时候，看了一组国外的纪录片，就是100多年前的妙峰山的那些村民们，我觉得这个真是太有价值了。我就系统地开始拍摄大西山，那是一个文化工作者的一个文化自觉。
但是长城是一个命题作文，开始可能是一个被动的，但是后来就是主动的，这就是可能是一种信念，我觉得长城给我这个能量。
我觉得没有那么明确的计划，就像人生一样，你计划没用的。
但是我就有一点是不变的：我会对北京这片山水更加热爱，可能我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敬重，这可能是我未来的一个创作方向。
不管是用的纪录片、用音乐会还是用电影或是用书，或是用自媒体的状态，可能这都是我创作的内容。
·规定动作、自选动作，什么重要?
很多人呢，特别关注一件事情的起点，关注一件事情的来源。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文化产品的工作者，我更看重的是结果。
很多人说这个产品或者这个任务是自选动作还是规定动作，是给定任务还是自选任务，我认为这个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即便是我们接受上级安排的或者交付的任务，它依然是集体智慧所酝酿出的某一种选题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很难用完全的规定动作、自选动作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概括，关键是结果，我们面对怎样的任务，完成怎样的成果，完成怎样的品质。
所以，在从《百花》到《人民的艺术》到《大西山》到《永定河》到《长城长》，我跟王导合作的这十几年过程当中，觉得王导是一个迎接挑战的人，迎接挑战的人从一个角度来说面对任务的这种应接不暇可能是被动的，但另一方面化被动为主动、为使命。
我觉得这是我可以证明的，在这十几年的创作工作历程当中，您应该说践行了这样的一个轨迹。
就是因为这些我没有认真的去考量过，因为我一直在路上，我想只有你是旁观者最了解我的创作的这个心路历程吧。
反正整体来说，这10年的创作我也非常感谢乔卫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算是一个标识了，那天审片的时候有人说：
王淳华的作品是有标识的，比如：任志宏配音、乔卫撰稿。
·合作缘起，有故事
在2009年，应该说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个电视行业下滑的这样一个趋势。
但我从电话的那一边我仿佛听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在对我发出某种召唤，而且一个温婉坚定执着的女性，一个我早有耳闻作品优异的导演。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任何事情的理由都是非常复杂的，但同时也是非常简单。
当有一个人用如此热情、热忱、诚恳、执着的态度来面对你的时候，你内心对于一件事情权衡的那个天平就放下了，你被感召、被感动了，或者硬着头皮上了。
这可能就是一个文化作品的总导演应该有的一种品质、一种素养、一种号召力，她是这个作品的灵魂、这个团队精神的凝聚，也是一个召集者。
如果不打这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电话，也许我们这个合作没有开始。
但是我想也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执着、这样一种坚定，也让您在十几年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跋山涉水走到《长城长》。
接下来，还有一个《长城万象》。
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有太多的故事，由于篇幅所限甚至跟我们的主线、主题可能不相关就去掉了。
但是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美景、太多现在来说呢，我觉得舍弃不下的故事，我们都要跟踪报道长城主线下面的很多的风物、很多的非遗、很多的艺术、很多的文旅……
团队的小伙伴们也会加入到保护长城的志愿者的庞大队伍当中去。
·中年是困惑还是中流砥柱?
人到中年，我觉得这种中年表达，在很多今天我们的创作当中似乎惭愧了。
我们似乎为“中年”这两个字感到惭愧，我们似乎更向往更年轻的、更青春的、更初生的一种状态。
但是我总是在想，我们是对于历史、未来有着无限的期待和尊重的，我崇尚一种中年表达。
我觉得需要有历史的理解，也需要有生命的冲动。
我觉得这个年龄段是非常好的。
为什么叫中流砥柱?
中年其实就是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创作最好的年龄。
能对过去的历史回望、系统梳理，能对未来有展望和前行。
我是一个非常没有目标的人，但是我对每一件事情都勤勤恳恳的人。
冥冥之中，不一定是有具体的目标，但是我人生是有方向的。
比如说我会做一些宏大历史的题材；
我的作品都是有空间感和实践感，这是我创作的审美的取向。
比如未来可能是还会是在人文历史、人文地理，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可能去阐释的一些人物命运的故事。
我想我后半辈子可能就是要与高山流水为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