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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国防部词典》改革及中美军语词典编纂对比分析

   日期:2024-11-10     移动:http://dh99988.xhstdz.com/mobile/quote/72129.html

张忠/文

美军《国防部词典》改革及中美军语词典编纂对比分析

美军《国防部词典》(DoD Dictionary),全称《国防部军事和相关术语词典》,是美军联合行动(包括盟军联合行动)及国防部的规范术语词典。同时,美军还拥有配套性军种补充词典,如MCRP1-10.2《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词典的海军陆战队补充》,以及NTRP1-02《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词典的海军补充》等。本文仅限于对《国防部词典》历史沿革和编纂改革的探讨,不涉及军种补充词典编纂。

美军《国防部词典》历史沿革

美军《国防部词典》基于联合互操作沟通而生,标准化始终是努力的目标和方向,但对标准化意涵的认识,存在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早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军就开始颁布政策文件,推动联合术语标准化。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反恐战争需要,以及国防信息化转型推动,美军开启了新一轮《国防部词典》编纂改革,旨在推动美军与政府部门标准术语的社会化,试图在更高层级、更广范围,加强军民联合行动的沟通和理解。

——自成体系发展阶段(1948-1986)。1944年,美陆军颁布首部《美国陆军术语词典》,以提高各军种和盟军之间的互操作性。1948年7月,联合参谋部将《美国陆军术语词典》加以改编,形成首版《美国军事术语联合惯用词典》。

《美国陆军术语词典》(1944)

《美国军事术语联合惯用词典》(1950)

1959年,联合参谋部词典定位于Pub-1号出版物,地位作用得到进一步肯定。1978年,美国国防部5000.9《军事术语标准》指令,明确词典不仅适用于联合参谋部,也适用于整个国防部,并于1979年再版时更名为《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词典》,简称《国防部词典》,一直沿用至今。

《美国军事术语联合惯用词典》(1959)

《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词典》(1979)

此阶段,《国防部词典》自成体系,相对独立,编纂涉及面较广,系统汇编联合作战运用领域相关术语及定义,共颁布过至少8个修订版本,具有连续性和拓展性。

——转入学说体系阶段(1987-2016)。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赋予参联会主席制定联合学说职责。1989年,国防部5025.12《军事和相关术语标准》指令,将《国防部词典》明确纳入联合学说出版物体系,同年修订版正式以JP1-02编号颁布。

1993年,美参联会开发“联合术语数据库”,汇编相关文件中出现的联合术语,并相应标注术语和定义来源文件,以便进一步理解术语背景和定义,支持《国防部词典》。进入21世纪,为了适应反恐战争中军民协作需要,美军更新CJCSI5705.01D《军事和相关术语标准》指令,明确术语定义撰写格式,注明来源文件,推动术语标准的社会化。

JP1-02《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词典》(1994)(2008)

随着联合学说出版物的不断更新,词典词条数量也大大增加,页码也达600多页。此阶段,《国防部词典》一共修订更新17个版本。

——转入学说参考阶段(2017--)。2017年,《国防部词典》被移出联合学说出版物正式序列,定性为制定联合学说出版物的相关文件,归入“参考资料”(Reference)类别。

美军联合学说出版物体系结构(2022)

事实上,随着联合学说出版体系不断完善和成熟,现今《国防部词典》中术语几乎全部源自于联合学说出版物,由国防部术语学家、军种联合学说规划师和各组织术语学家等组成的术语社区,则负责术语和定义撰写及审查把关。换言之,现今的《国防部词典》完全依附于联合学说出版物,已经失去以往的独立性,主要起到查阅和沟通等作用。当然,如果要更深入了解术语内涵及外延,则需要查看联合学说出版物。2017-2021年间,《国防部词典》更新速度明显加快,间共修订更新8个版本。

小结:初期的《国防部词典》标准化,主要理解为联合行动及国防部沟通及知识普及,即美军内部术语标准化。而随着形势发展,《国防部词典》标准趋于社会化,即国防部与政府部门、各军种和战区,以及美军与国际伙伴之间军事术语的标准化。

《简明牛津英语词典》(2023)

《国防部军事和相关术语词典》(2017)

《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词典的海军陆战队补充》(2018)

目前,美军基本实现《简明牛津英语词典》《国防部词典》《军种补充词典》术语标准的一致性,以及内容的互补性,各词典之间基本不存在重复词条及定义。

美军《国防部词典》改革新举措

2009年,美国防部颁布《国防部术语计划》(Department of Defense Terminology Program)文件,开启《国防部词典》编纂改革。该计划由参联会主席负总责,旨在通过术语标准的社会化,改善国防部及与其他联邦机构,以及美国与其国际伙伴之间的沟通及相互理解。美军强调,在起草政策、战略或规划时,起草者必须始终认识到将其专业知识术语和定义,与联合学说相结合的重要性。主要改革举措:

一是颁布新的标准化政策文件,加强改革的政策指导。军事术语的标准化主要依据两项政策性文件:一是国防部颁布的DODI5025.12《军事和相关术语的标准化》指令,明确术语标准总体策略方针;二是参联会颁布的CJCSI5705.01《军事和相关术语的标准化》指令,进一步明确政策实施的规定和程序,以及《国防部词典》编纂流程、方法、原则和词条定义格式等。

DODI5025.12《军事和相关术语的标准化》(2020)CJCSI5705.01《军事和相关术语的标准化》(2023)

美军强调,词条定义撰写必须遵守三项原则:一是清晰。提交的术语及定义必须清晰,重点阐明术语含义。它不应包含关于如何或为什么使用术语,或涉及术语本身的理论阐述或程序等内容。二是简洁。定义必须简明扼要,尽可能简短,应尽可能限于一句话表述,术语内容信息应具有唯一性。三是完整。定义应包括与相似术语区分信息,从而使定义更加完整。同时,规范术语定义格式,即术语定义由两部分组成,例如“战区:由地理作战指挥官定义的作战区域,用于支持特定的军事行动。”该词条的第一部分(作战区域)指定相关的常规类型,第二部分(由地理作战指挥部定义)则指定所定义类型的实例。

二是构筑逐次递进的术语体系,确保《国防部词典》权威和编纂高效。为了实施科学精准编纂管理,国防部DJ7推动建设了包括《国防部词典》、“术语库”和《美国政府机构间和相关术语汇编》(以下简称《术语汇编》)构成的术语体系。

——《国防部词典》,98%词条和定义来源于联合出版物词汇表中的术语和定义,即联合学说术语;另外,2%词条和定义来自于国防部政策文件,即政策术语。词典补充军事领域常见英语词典术语和定义,并与其他术语明确区分。根据参联会CJCSI文件的规范,词典中的术语定义,不进行更具描述性或叙述性表述,而具体详细叙述可参见联合学说出版物。制定政策、战略、计划、规则、学说和评估的人,应首先查阅《国防部词典》,以确定术语是否存在,之后查阅国防部术语库,了解高层领导使用该术语情况,以便整体性掌握相关术语使用状况。

——“术语库”(Terminology Repository,全称“国防部发行术语库”,创建于2016年,是一个政策术语数据库,收录国防部及参联会颁布的手册、指令和政策等文件中使用过的术语和定义,旨在提高对来源于联合学说之外术语和定义的掌握,是《国防部词典》术语词条来源的基础。在查阅联合学说出版物或组织政策文档时,应先查看《国防部词典》,再查看术语库,最后再查阅常用英语词典,以全面了解术语定义、描述或用法。术语库包含来自多个单独发行物中的重复术语条目和定义,以跟踪各组织使用的术语定义,理解各术语的差异性。

——《术语汇编》,收录美国政府部门及其组成部分在合作活动中遇到的标准术语,旨在改善美国政府内部的沟通和相互理解,以提高组织和员工之间的沟通效率。《术语汇编》是部门词典和其他术语来源的非官方指南,不具有权威性,由联合学说组织间合作术语工作组汇编完成,最初发布就超过12,000个条目,更新过程是每年向各组织征集。与术语库相同,《术语汇编》收录了具有不同定义的重复术语条目,以显示组织方法、用法和理解等方面的差异。《术语汇编》还包含国外和国内主题清单,供参考,以加强维稳、救灾或其他任务中人员的互操作性。美军认为,术语标准社会化有利于化解组织烟囱。

《美国政府机构间和相关术语汇编》(2019)

三是全面推进编纂信息化转型,确保《国防部词典》与不断更新的联合学说出版物保持一致。进入21世纪,美军《国防部词典》编纂全面采用基于网络法(WEB-baseD),用网络版取代传统纸质版,任何人员对词典术语和定义都可以提出更改建议,建议通过网络直接反馈给国防部术语学家。国防部术语学家等构成的术语社区,则负责对建议进行研究处理,保持术语系统持续的动态更新。例如,2018年国防部术语库网站,可查阅国防部1200个和参联会400个词汇表(glossary),从中可以查看和跟踪超过22000个术语和定义。基于网络编纂和组织管理法,可大大提高编纂效率,词典更新也由过去几年一次,逐渐发展为每年甚至几个月一次,基本保持与联合学说出版物更新同步。

中美军语词典编纂差异比较

中美两军拥有相似的军语词典层级架构,即由全军性词典和军种性词典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词典和美军《国防部词典》都属于全军性质词典,定位和取向基本相同,但也存在许多明显的不同。

一是美军词典限定于联合部队作战行动领域术语和定义。而我军词典则涵盖面较为宽广,不仅涉及作战领域,还涉及管理和建设等领域术语和定义。

二是美军词典是官方作战指导理论的配套出版物,词条和定义主要源自联合学说出版物,定位战略战役层级专业术语,词典编纂较为简单。而我军词典具有广泛性,词条和定义没有官方权威理论出版物体系依托和支撑,编纂难度更大。

三是美军明确词典编纂领导机构、负责人和专家,即参联会主席、DJ7和国防部术语学家等,对词典编纂进行管理。而我军词典编纂组织则具有临时性,涉及部门和单位较多,组织和撰写质量保证难。

四是美军词典编纂、发行和管理已经实现网络化,主要通过网上术语社区展开,已经取消纸质版词典,全部改用效率更高、更新更快的网络版词典颁布。而我军词典仍为纸质版,组织协调复杂,编纂周期长,难以适应作战理论不断加快的发展节奏。

五是美军已建立专业术语体系,为《国防部词典》编纂提供便捷高效的查阅和比对,减轻了词典编纂工作量和难度。而我军还没有建立全面且逐渐递进的术语和定义体系,缺少将各单位术语汇总比对的数据库,术语管理不够精细化。

六是美军词典编纂已与社会通用词典保持标准上的一致性,以及内容上的互补性,避免重复词条出现,减少混乱。而我军词典编纂还没和社会主要词典标准完全一致,各种词典之间存在许多重复性词条。

由此可见,美军词典编纂充分利用网络化、体系化生成,编纂组织稳定且精细。而我军《军语》词典编纂许多方面仍停留在传统思维定式中,编纂方法、流程和标准变化不大。在信息化、智能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传统编纂方法显然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快节奏,编纂难度逐渐增大,很难取得预期理想效果,因此必须推进词典编纂全面改革。

对我军《军语》词典编纂的几点思考

《军语》词典编纂看似简单,但却涉及许多深层次理论问题,需要我们系统地加以思考和探究,以澄清一些造成长期困扰的难题,推动军语词典编纂创新发展。

思考1:我们的军事理论应更明确地区分为建设和运用两部分,以便根据其属性特点的不同,实施更精细化的管理,促进理论创新发展。

一般认为,军队建设更多地具有科学属性,军民兼容、军民通用特点明确。因此,这部分理论发展建设应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军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建设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应采取军民共建的方针。事实上,大部建设领域理论和术语,民间大学、研究机构和智库都有研究成果,军队可以广泛吸收借鉴,而少量民间没有涉及的理论和术语,军队可以补充,形成“民主军辅、共同发展”的局面,最大限度汲取社会智慧和力量,共建共管。

而军队作战运用理论则不同,是军队特有专业学科领域。早期认为,作战运用具有艺术性,称之为战争实施的艺术。而现今,则认为战略战役层级作战运用具有科学和艺术双重属性,即军事学科。因此,作战运用理论更多地依靠军队自身建设,军队必须全力以赴。联合性质《军语》词典属于基础理论建设范畴,主要聚焦于战略战役层级作战运用领域术语和定义,是军队特有专属领域,特别是其具有直接战争实践功能,必须具有权威性。而那些军队建设和管理方面术语则应剥离出目前《军语》词典,可纳入其他相关词典或条例。在日趋复杂形势下,将军队建设与作战运用进行更明确理论区别,有利于根据属性特质的不同,进行更精细化管理,符合“以战领建”逻辑原则。

思考2:我们应构建军队作战指导理论手册体系,以便在日趋复杂的战争实践中,增进相互理解并达成统一行动。

理论是智慧的结晶,是战争实践的指南。面对日益复杂战争形态及严峻的战争威胁,我们必须构建权威作战指导理论手册体系。目前,我们已经拥有较为系统的条令手册体系,但条令是规范性法规,具有强制性和法规性,没有给指挥员发挥主观能动性预留一定的空间,特别是在战略战役层级,难以适应日趋复杂互动的战场环境;而作战指导理论则具有战争实践指南作用,符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规律,特别是其在复杂互动战争环境中,能给指挥员预留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是应对日趋复杂战争实践的唯一方法。因此,应将条令体系中属于作战运用理论的内容剥离出来,再进行相关理论的补充完善,形成具有我军特色的作战指导理论手册并权威颁布。

军队作战指导理论属于应用理论范畴,应根据部队现有作战能力和战争复杂互动特点,构建战略、战役和战术理论手册体统。作为一个复杂的异构体系结构,战略层级理论手册应依据军事战略指导,着重阐述军队宗旨、使命任务、指导思想和战争原则等,突出战略指导和哲学特质;战役层级理论手册应依据战略理论手册指导,着重阐述官方认可的最佳战法原理和组织实施,突出原理战法特质;战术层级理论手册则依据战略战役理论手册指导,着重建立战术、技术和流程等要则规定,突出操作性和规范性特质。统帅机关颁布的作战指导理论手册,将具有多重功效,如部队作战指南、院校教育教材、演习训练依据、作战试验参考等,可将军队各项工作凝聚到现实作战准备上,起到粘合剂和催化剂的功效。

军队作战指导理论手册,具有权威性和引领性,将使联合部队作战运用有方向、有依据、有信心,也为《军语》编纂提供基础和源泉。换言之,如果没有系统、权威的军队作战指导理论,就不可能在日趋复杂的战场环境中达成统一行动,战场指挥员的智慧更是无法进一步发挥作用。更具体一点,没有权威作战指导理论,就很难完成联合性质《军语》词典编纂。在战场日益复杂的趋势下,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原则”统一思想、赢得胜利,我们需要包括原则到内容的权威应用理论,指导战争实践,赢得战争胜利。

思考3:我们应建立基于网络的军事理论创新模式,否则将很难开展理论创新和《军语》词典编纂。

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形态迅猛发展,作战理论迭代发展不断加快,如果仍然秉持传统简单系统思维,仍然沿用传统编纂方法,那么军事理论发展很难跟上形势,而这种发展更重要的是一种心智上的连续过程,必须通过新兴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手段去激发、去赋能,确保组织学习有效运行,形成螺旋式迭代发展。目前,我们《军语》词典涉及内容较为宽泛,词条数量庞大,传统编纂方式周期长、编撰人员参差不齐,难以跟上形势快速发展,必须推行基于网络编纂方法的改革,改用网络版与纸质版相结合颁布发行模式,最终过渡到完全网络版《军语》词典的颁布。

参考文献
1.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struction (DODI) 5025.12, Standardization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inology, Washington, DC: DOD, March 5, 2020.
2.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struction 5705.01H, Standardization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inology, Washington, DC: The Joint Staff, 4 April 2023.
3. 美军《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词典》(英文版),1950年至2021年间,共计32个版本。
4. U.S. Government Compendium of Interagency and Associated Terms (Washington, DC: The Joint Staff, July 2019).
5. James C. McArthur et al., “Interorganizational Cooperation III of III: The Joint Force Perspective,” Joint Force Quarterly 81 (2nd Quarter 2016).
6. George E. Katsos, “Department of Defense Terminology Program”, Joint Force Quarterly 88 (1st Quarter 2018).
7. GEORGE H. HOCK, JR, “Joint Terminology At the Heart of Doctrine,” Joint Force Quarterly (issue 62, 3d quarter 2011).
(平台编辑:黄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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