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淳波
汪淳波，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翻译系主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国际传播外译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方向：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曾获中国翻译事业优秀贡献奖、中国翻译事业杰出贡献奖（集体）、第十六届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十七届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出版译著28部，参与3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主持1项。
专访记者周琳：汪教授您好，我是翻译技术教育与研究公众号的专访记者周琳，很荣幸能邀请到您做此次访谈。您在翻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读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等中特理论相关书籍时，肯定遇到了很多和中特理论相关的特色术语和概念，其中很多在英文里都没有对应的表达，当时您是如何应对这一挑战的呢？
汪淳波教授：近十年来，我翻译的都是这种时政文献，在翻译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大量中国特色政治术语和概念。我的原则就是不译！术语的特点之一就是单义性，尤其是政治术语，必须统一。如果每个人都自己翻译，随意编造，势必造成混乱，不利于中特理论和概念的国际传播。因此，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新的政治术语和概念时，第一个念头就是查阅相关文献，找到最权威的英文表达，以保证译文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严谨的翻译意识，较高的“搜商”，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同时，译者必须具备较高的鉴别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不能盲从，因为即使是最权威的文献中，有些最新的政治术语和概念也有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还不够完善。例如，十九大报告中，“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译文是“It takes a good blacksmith to make good steel”。很多人大加赞赏，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铁匠是打造铁器的，和炼钢没有相关性，再好的铁匠也炼不出好钢。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和中央文献翻译专家探讨了这个问题。后来在二十大报告英文版中，我欣喜的发现，译文修改为“It takes a good blacksmith to forge good steel”。一字之差，圆满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央文献翻译人员精益求精的态度和高超的表达能力令我折服。另外，由于不同的语境，权威译文可能不能有效解决翻译中的问题，还是需要译者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不能墨守成规。 例如，大家都知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权威译文是“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但是，如果翻译从中提炼出来的理论，即“两山论”时，就不能套用这个英文表达了，因为“金山银山”这两座山因为被意译为“invaluable assets”而不见了踪影，所以在同时翻译“两山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两个概念时，我创造性把他们译为“the theory of two mountains”和“Beautiful environments are mountains of gold and silver”，以保持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专访记者周琳：十八大以来，党的对外宣传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深入推进，提出对外宣传要坚持以我为主、融通中外，请问在您的翻译过程中是如何践行这一点的呢？
汪淳波教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近年来，翻译界很多专家学者有一种共识，我国迎来第四次翻译高潮，翻译的重心已经从早期的“翻译世界”转为“翻译中国”。这就要求对外宣传要坚持以我为主、融通中外的原则。在翻译实践过程中，我们要求在重要的政治术语概念、政治思想、重大原则立场方面的话语，必须完全与权威的中央文献翻译保持一致，平行文本的使用只能是为了提高英语语言质量和可读性，不能喧宾夺主。例如，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翻译，CPC和CCP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内涵意义有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CPC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政党，其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这一表述使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更加深厚，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之间的联系。而CCP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更多地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与中国有关的，具有中国属性的政党, 在与中国人民紧密联系的含义上略显欠缺，是西方不友好的媒体和人士偏爱的用法。在这类问题上，必须头脑清楚，不能有半点含糊。当然，以我为主并不是硬译、甚至死译。要想达到融通中外的效果，语言表达必须符合英语的习惯。在这方面，我们一方面努力提高译者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水平，一方面与外方出版社的编辑人员通力合作，译文水平得到了国内外国际知名出版社的认可，所以，十年来，他们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翻译机会。
专访记者周琳：作为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国际传播外译研究中心主任，您带领您的团队出版了很多精品译著，请问您和您的团队在翻译众多外宣文本的过程中是是否有利用技术工具来助力翻译呢？（例如术语管理、语料库构建等）
汪淳波教授：我年轻的时候以独立翻译为主，也和陈大亮老师合作翻译了几本书。近年来，为了提高数量，扩大影响，我开始培养一些中青年教师，为此组建了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国际传播外译研究中心。三年来，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翻译出版了七八本精品译著。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还是比较重视与时俱进，从最初的CAT到机器翻译到现在的ChatGPT，对所有翻译技术的重大突破都很关注并及时跟进运用到翻译实践中，我们在工作中体会到翻译技术确实可以提高翻译速度和质量，特别是外宣文本翻译，可能比文学作品翻译，在很多方面更注重趋同而非独创，术语管理和语料库可以大幅提高翻译效率和准确率。遗憾的是，我们专注翻译实践，只会运用一些比较简单实用的技术，没有更多的精力去钻研更加复杂更前沿的技术，也没有人力和财力去构建大型语料库。
专访记者周琳：在推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到国外时，您是否认为有必要对某些内容进行调整或解释，以适应外国读者的文化和认知背景？
汪淳波教授：在翻译时政文献过程中，我们对内容尽量不做调整，尤其是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合作的项目，如《中国共产党的100年》，他们对我们有明确的要求，译者不能随意增删。当然，为了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语言质量，形式上的调整是可以的，很多情况下是必须的，比如，调整句子结构，理顺逻辑关系，直译不行改意译等。解释倒是常用的方法，如“三个代表”、“四个自信”等缩略语，需要运用解释性翻译，或通过夹注或脚注进行解释，否则普通外国读者肯定看不懂。
专访记者周琳：我国的外宣之路还需要很多生力军加入，对于有志于此的翻译专业的学生，紧跟 AIGC时代下的技术发展趋势，请问您有什么指导建议吗？
汪淳波教授：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高，各种层次的外事外宣工作肯定会不断加强，需要越来越多的翻译专业人才。但是在AIGC时代，对翻译人才在语言、翻译和技术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随着翻译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实用翻译领域，直译可以解决的问题已经基本上不需要人工干预了。在翻译实践中，我越来越感到译者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至关重要。意译需要创造性思维，在直译行不通的情况，全面透彻理解原文，然后用不同于原文形式的最合理的方式做到异曲同工。批判性思维能力强的译者不仅能够在译后编辑过程中发现机器翻译的弱点和缺点，还能看出原文中的问题。我现在感觉原文写得不好的地方或者写错的地方是最难翻译的地方。说个题外话，前两天在网上看到吴京发出翻译“天问”：“饺子就酒，越喝越有”怎么翻译。我认为这句话不是难翻译，而是“饺子”、“酒”和“有”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因而这句话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所以无论怎么翻译，英文都没有意义。总而言之，我的建议是，目前有志于从事翻译的学生如果想把机器翻译和ChatGPT视为助手而不是杀手，必须大力加强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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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记者：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