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信和接受本报记者采访。陈抒怡 摄
本报记者 陈抒怡
这几年，谈起上海和安徽高校之间的人才流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的名字似乎绕不过去。
比如，201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正式被任命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院长，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大约半年前，是中国科大校长包信和院士向我抛来的橄榄枝！”
又比如，2020年12月31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分党委书记兼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党组织书记陈诗一，赴安徽大学任学校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包信和听说上海母校的老师要来安徽的消息后很高兴，陈诗一赴合肥当晚，包信和为他接风，并向他介绍安徽及合肥的情况。
说起来，这些上海的专家学者前往安徽履新的轨迹，正是几年前包信和曾经走过的路线。2017年6月，复旦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包信和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与此同时，伴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推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长三角的合作活动中频频现身——
2018年12月，长三角地区五所“985高校”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结成联盟，并形成“华五共识”，宣布通过区域高校教学协作，为学生发展提供更多资源，这也被看作“华东五校”（简称“华五”）这个来自民间的称呼被官方认可；2019年5月,由浙江大学倡议，“华东五校”共同发起成立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同年9月，由“华东五校”共同发起的长三角高校智库联盟在复旦大学正式成立；今年3月15日，“华东五校”联合共建的课程《科学精神》首次开课，由中国科大牵头，来自五校的9位名师共同授课……
包信和赴中国科大任职，与中国科大积极参与长三角之间协作交流，有什么必然关联吗？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长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包信和，抛出了这个疑问。“那你真是夸大了！可能因为我来了，你们才更多关注到这里。”包信和坐在沙发上哈哈大笑，但他也承认，这些年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长三角校际联动确实更频繁了。
我们的话题就从长三角人才交流开始谈起，而包信和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出生在江苏、学习在上海、工作在安徽
我们的采访约在一个周六的下午，当天包信和已经在学校忙了一个上午，按照日程安排，在这场采访结束后，他还要开一个远程会议，估计又要忙到深夜。这是包信和的工作常态，尽管在那个周末，他的夫人特意从上海赶到合肥与他团聚。
自从2017年任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后，包信和就长期居住在合肥，准确地说，是长期居住在中国科大的校园里。他在学校的专家公寓里有一套居所，距离办公室走路不过三四分钟。“我感到非常好、非常方便。”包信和对于这样的安排很满意，“我晚上就待在办公室里，基本上12点回家，从办公室出门到躺到床上，只要花一刻钟。”
难怪此前记者就听中国科大的学生提到，经常能在学校食堂遇到包信和。在去年10月，一则关于包信和的抖音短视频流传甚广，在中国科大少年班新生开学合影时，包信和正好路过，便被邀请一起合影，他用手捋了捋头发，和同学们一起大喊“茄子”。视频中的一个细节获得不少网民的点赞：在被邀请合影之后，包信和径直走到队伍第三排的最右侧，而不是站在队伍的“C位”。
“我也在食堂等着吃饭呢！大家在一起吃饭，感觉氛围蛮好的。”包信和解释为什么经常出没于食堂时，脸上露出了和短视频中相同的微笑。弯弯的眼睛、短粗眉毛，加上朴实直白的“江苏普通话”，让包信和看起来更加平易近人。
能看出来，包信和已经很适应在中国科大的工作和生活。“像我这样的年纪和身份，大城市的繁华其实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包信和说，以前在复旦大学工作时，他就住在学校附近，一年也去不了上海市中心几次。“上海、合肥两个城市肯定有区别，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区别就不大了。”包信和这样说。
包信和身上有种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随遇而安的气质。他的办公室在一栋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三层红色小楼内，记者此前听说，这栋小楼以前是危楼，经过重新改造，成了行政办公楼。但包信和一脸不相信：“不会吧，也没看到要倒的样子啊？”
这样的气质应该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1959年，包信和出生于江苏扬中，这是一座长江中的小岛，以前盛产河豚，如今养殖河豚，以“去扬中吃河豚”闻名。在包信和上大学之前，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小岛。1975年高中毕业后，城镇户口的他曾经被下放到农村老家干了一年半的农活，用包信和的话说，那时“什么农活都干，什么农活都会干，是生产队的八分劳力”。之后，他被分配到了县城的扬中县兽药厂工作。
1977年恢复高考时，包信和进入最后一轮，但没有被录取。1978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买了几本基本的参考书，一边工作一边复习了一个多月，没想到高考成绩在全县位列前茅。因为在兽药厂工作过，也穿过白大褂，配过药水，包信和选择了复旦大学化学专业。
从江苏小岛到上海求学，40多年前，包信和就在长三角区域内实现了一次人才流动。在他的记忆中，“那时候五角场很荒凉，学校里也很荒芜，还种着蚕豆之类的庄稼”。当时百废待兴，发展教育成为当务之急，这也间接影响了包信和的求学之路。1981年刚恢复研究生招生，包信和正好要考研究生；刚上了一年研究生，国家又试行硕博连读，1987年，包信和拿到了恢复高考后复旦第一批颁发的博士学位。“蛮好的。”“我运气算是比较好的。”在谈到这段求学经历时，他嘴里时不时蹦出这两句话。
但突然之间，包信和的音量提高，双目炯炯有神。“有一件事今天我一定要拜托你们。”包信和激动地拍了下沙发扶手，“我进学校的时候，一开始是苏步青先生担任校长，1983年谢希德先生开始担任校长，现在想来，她当时的年纪，应该跟我现在的年纪差不多。”当时的谢希德，已经是知名物理学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她的研究方向是表面物理，包信和的导师邓景发主攻表面化学，因此，包信和的博士论文的答辩会主席就是谢先生，包信和的毕业论文也由她审阅。
博士毕业后，包信和留在复旦大学化学系任教。当时，他住在复旦大学的零号楼，这是一栋新造的人才公寓筒子楼，专为留校的博士和年轻的副教授服务。包信和分到的住所面积为36平方米，有一大一小两个房间，配有小小的厨房和洗手间。楼下有一个电话间，一来电话，电话间的人就用上海话大喊：“某某某，电话！”喊声响彻整幢楼。
现在看来，这样的居住条件有些局促，但包信和却觉得“已经不得了了”。“当时哪里见过家里还有厨房和洗手间的？”他记得，这幢人才公寓楼就是谢先生力主建造的。
1989年，包信和申请德国洪堡基金，希望可以去德国深造，谢希德很赞同包信和的想法，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她的推荐信是她自己打出来的，打好后让我看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她就在上面签字。”包信和说起这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谢先生这个人很nice，讲话细声细语，有很好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谢先生的那封推荐信应该起了很大的作用。包信和在德国的导师是表面催化学科的创始人之一、200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埃尔特教授，而埃尔特和谢希德是旧相识，他们都是专业杂志《Surface Science》的编委。
这让记者想起正在解放日报社举办的《挚爱·至德——谢希德百年诞辰纪念展》，展览展出了谢希德为学生写各类推荐信时使用的打字机，想必当时包信和的推荐信也是从这里打出来的。据说，谢希德为学生写推荐信从不让人代笔，并告诫出国留学的学生要早日归来。有统计显示，在她当校长的几年里，平均三天就要写一封推荐信，每年要送走一百多位学生。在展览上，记者还看到了谢希德当时使用的通讯录中的一页，第一行就是包信和当时在德国的通信地址。
采访前一天正巧是谢希德先生100周年诞辰。“我拜托你们，希望报道中能加上一句，我对谢先生的崇敬和缅怀。”包信和对记者这样说。
合肥出手很阔绰？“那是一个误解”
1995年，包信和回到国内，但没有能够直接回到复旦大学，而是去了位于东北的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乍看起来，这并不是一个大部分人会做出的选择。但包信和透露了一个细节，让这个选择听起来合情合理。
上世纪90年代起，国内各大高校、研究机构开始动员海外人才回国，中科院反应很快也很积极，很快就与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包信和取得了联系。为了回国继续开展研究，在德国马普协会和导师的大力支持下，包信和从德国打包了两大集装箱的仪器设备，相比其他研究机构，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承诺提供运费，并愿意提供让这些仪器设备安放下来的实验室，而且这个研究所在包信和的研究方向上国内外有名，这让包信和下定决心去大连。直到2015年，他才在组织调动下重返复旦大学任常务副校长。
“我那个时候一门心思想做点事，想想也蛮好的，我没有太大的地域观念，大连也是个蛮好的城市。”包信和说，他最看重的是大连化物所在催化这一领域拥有很强的科研能力，这对他的研究很有帮助。
包信和与中科院化物所谈了运费和实验室，倒没怎么谈个人待遇。“一位领导跟我说，小包，你回来蛮好的，我们给你800元钱一个月。我想想，800元也蛮好的。”包信和乐呵呵地回忆，当初要回来的时候，没有听说过人才引进这个词，副研究员的职称要回来参加答辩评聘才可能，没有许诺分配房子，连工资也是回国以后再谈。
不过，回国以后，包信和很快就通过了答辩，评上了副研究员，也顺利分到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房子。后来，包信和又自己出资，将60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换成了80多平方米的三室一厅。包信和说，他回国之前，憧憬过以后要住别墅，所以还特意从德国买了那种“家里一揿，花园门就会吱一下打开的那种锁”，他一边说，一边配合手部动作，将手臂伸直，伸出一根手指，演示这把锁的使用方法。但至今，这把高级锁还被扔在家里，没有用武之地。“不过这套三室一厅也蛮好的，厅还蛮大的。”包信和依然乐呵呵。
“蛮好的”是包信和的口头禅。记者在后期整理采访录音时，发现在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包信和讲了32次“蛮好的”。
在外人看来，或许他的一些选择并没有立刻将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是他自己却显得并不在意，并很自然地寻找到一种平衡和自洽。
这样的淡定让记者联想到这些年一些地方的“抢人大战”或“挖人大战”。记者曾听一些科研机构负责人提到，这些年很多地方愿意花重金引进科技人才。有的地区直接开出条件：“不管你现在拿多少钱，我可以加价到三倍。”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就曾在公开场合大声疾呼：“人才是创新的根本，长三角地区应该协同起来，大家可以相互合作，相互支持，但千万不要相互挖人。”
“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包信和想了想说，“人才流动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如果能够双向流动、取长补短，当然能产生正效应，但假如说是一种不平衡的流动，就不是一种好机制。”
从2017年开始，合肥出台了一系列优厚的人才政策。记者曾经参加过安徽的一场海外人才引进活动，一位安徽某高校的管理者在台上说：“我们必须拿出超过一线城市的条件，才能吸引人才。”
但包信和否认“合肥出手很阔绰”的说法。“那是一个误解。”包信和说，“大学还是要有一种文化、一种氛围来吸引人才。”究竟是什么氛围？他举了一个中国科大的例子。“大家在路上碰到，谈的都是科学问题，基本上想做什么事就能做起来，这就是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最好就是什么？”包信和自问自答，“最好是不求所有，但为所用。”就是尊重人才的意愿，不必在意人事关系在哪里，突破工作地和工作方式的限制，“你来了可以发挥作用，事情做好了可以回去，这样人才就流动起来了，合作院校也可以实现双赢。”
由包信和一手促成的葛均波赴安徽省立医院任院长一事，应该能算是他口中所说的双赢的合作。葛均波曾对媒体表示，上海的工作不会停，安徽在心血管领域的短板会尽自己能力，率领团队去弥补。
“一开始，葛均波还有些顾虑，我对他动之以情，说安徽6000多万人口，缺乏好的医疗资源，生了病都希望去上海，所以上海医院的病人中有26%都是安徽人。我这么一说，葛均波也觉得安徽确实需要一个好医院，需要好医生。”包信和“揭秘”说，像葛均波这样的顶尖人才，用金钱是打动不了的。
“直到现在他没拿医院一分钱，自己带着干粮来的。”包信和说，现在葛均波每个礼拜参加医院的院务会，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次合肥，亲自为病人动手术，学校也没分给他房子，来了只能住宾馆，但工作很用心、很上心。“他真是一个有情怀的人，真心想帮这里做点事。”谈起葛均波，包信和赞叹不已。
与葛均波赴安徽任职几乎同步，中国科大开始发展“科大新医学”，具体来说就是要培养精通理工，同时在临床方面有很深造诣的医学领军人才，尝试解决医学物理方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据说，一开始中国科大内部有一些不同意见，认为学校的特点就是“小而精”，只要做好原先的理工科优势学科，没必要发展医学。但是包信和在各种场合为“新医学”鼓与呼，并亲自赴各地招揽人才、寻求合作。
一些改变已经可以看见。去年3月，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和附属第一医院联合攻关团队开展的“托珠单抗+常规治疗”免疫治疗方案作为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治疗手段，被列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向全国推广。三年之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在“复旦版中国医院排行榜”中的排名，从全国100名开外升至76位。
在中国科大校园里，记者听到不少人用“海派”两字来概括这位校长的行事风格。“希望能用他的海派经验，带动学校更好发展。”一位安徽籍工作人员提出了这样的期望。看来，这样的人才流动已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是对长三角一体化朴实的诠释和美好憧憬。
但在包信和看来，长三角的人才流动任重而道远。“从我的内心来讲，人才流动，就是要降低barrier（壁垒）。”包信和眨眨眼，“比如，能不能上海带一个头，出个政策，让长三角的双一流、985大学的学生能在长三角任意城市顺利落户？”
《解放日报》（2021年3月31日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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