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人们对“高官”的窥探欲和长期以来死囚器官使用的不透明，共同助长了阴谋论的飞速传播。而只有政治生活的去神秘化和死囚器官使用的彻底禁绝，才能根除此类流言传播的动力。

　　近日，一则关于聂树斌案的重磅消息传得满城风雨——

　　“有网友披露：当年石家庄法院发现该案有疑点，主张疑罪从轻，判死缓。但是在为当年患尿毒症的外交部高官章含之寻找肾源的过程中发现聂的肾脏与章匹配，为了救章某的命，经高层下令，立即执行。这也是真凶王书金落网已经十几年，该案仍然不能改正的原因所在。”

　　这事如果是真的，那真是恐怖至极，但仔细想想就知道这种风言风语是不足为信的。这么严重的指控，却基本没有细节，只有大而化之的“高层下令”云云。唯一靠谱一点的证据就是聂树斌被执行死刑的时间(1995年)与章含之第一次换肾的时间接近，但目前也有比较可信的说法称，章含之第一次换肾应该是在1996年。

　　有人在微博上向章含之的女儿洪晃求证真假，却忘了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该由指控者拿出事实证据，而非让被指控者自证清白。

　　但许多人在传播这一“惊天内幕”时，是倾向于不看证据直接采信的，所谓“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原因何在？

　　一阴谋论总爱找“高官”

　　阴谋论是伴随政治生活出现的必然现象。小道消息永远比官方通告生命力顽强。而阴谋论的核心特征就是骇人听闻、缺乏证据而又难以证伪。

　　比如“章含之移植了聂树斌的肾”这篇网帖，为了证明这个说法，还拿出更吓人的说法：

　　“其实，一旦匹配，不杀也杀的案例很多，香港高官、海外‘爱国’华侨、国内高官和子女，如果需要器官，通常做法是到监狱验血匹配，一旦匹配上，有的轻罪也会判死刑。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说法夸张而又无一实据，但你没有办法轻易证伪。你让他拿出证据，他会说这种事情怎么会有证据，你只能无言以对。

　　但阴谋论的发生也有规律可循，那就是越不透明的地方，越容易滋生阴谋论。比如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朝鲜拥有更多阴谋论了。

　　而在中国，长期以来，高层政治人物的日常生活都秘不示人，所以关于他们的段子、传说、小道消息最多，也最离奇。而娱乐明星虽然受更多的人关注，但围绕他们传来传去的总不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套，这要归功于明星的主动曝光和狗仔队。所以，这次关于章含之的“揭秘”就格外突出她是“外交部高官”，而罔顾她文革一结束就离开外交部并被隔离审查的事实。如果说是“失势的外交部前高官拿走了聂树斌的肾”，这帖子还能有多少人信？

　　二死囚器官使用中的不透明

　　有些人不相信章含之拿了聂树斌的肾，但相信过去几十年死囚器官使用中一定存在黑幕。他们问，即使没有章含之，那么有没有李含之、王含之？

　　这个问题就更难以回答了。也就十几天前，2014年12月3日，我国刚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据了解，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主要使用死囚器官作为尸体器官来源的国家，超过65%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于死刑。这种基本国情正是“高官拿走死囚器官”阴谋论说服公众的重要佐证。

　　看看一些主流媒体的评论标题，就知道使用死囚器官是怎样的性质。《“停用死囚器官”是文明社会之举》，岂不是说以前都不文明？《停止死囚器官捐献体现法治关怀》，岂不是说以前法治关怀欠缺？

　　使用死囚器官之所以争议巨大，一是由于社会观念的进步(1984《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开宗明义：“为了支持医学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移风易俗”。现在估计很少有人会赞同“移风易俗”这个理由了)；二是器官分配的透明、公正。

　　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说：“一些医院、医生，和司法系统中的个别机构、个人私下获取、分配、移植死囚器官的行为，将被视为非法买卖器官，依法严厉打击。”这就从侧面佐证了一些小道消息的真实性。

　　不仅是关于死囚器官，我国整体的人体器官分配机制的透明化、公开化，才刚刚起步。《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2013年9月1日正式实施，在具有器官移植资质165家医院中，强制推行人体器官移植分配与共享系统。在此之前，连全国统一的系统都没用，买肾卖肾的乱象更不断见诸新闻，各种“器官移植内幕”会火也就毫不奇怪了。

　　结语